潜江市总口管理区：“门前五包”靓环境 评选表彰“好门店”

克服司法神秘主义、形式主义，增强群众观念，体现司法人文关怀，努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法定地役权所应用的仍是民法地役权的基本权利框架。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依据行政审批。

依此而言，自他人水源汲水的役权，必然意味着享有通行权。因此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某空间设立，而地役权也可以就某空间设立。对意定地役权的认定应当采用实质性的标准，即使当事人对于利用他人不动产的约定并未明确使用地役权的权利名称，只要符合地役权产生的意定性，就应当按地役权而非相邻关系来处理。（二）应用债权性保护措施对供役地权利人实现平衡保护上述我国物权法对地役权和供役地权利人的保护措施其实并不周全。设定公共地役权应考虑公众听证会的结果。

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背景下，我国已经普遍性采用了公有物收费制度，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并没有惠益于全民所有和集体成员。地役权因地役权合同终止而终止的，当事人应当在该地役权终止之日起15日内，持相关证明文件，申请地役权注销登记。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实际上也存在着规范的层次的问题，比如说天道、立法者制订的规范、习惯法等，规范意义上的层次或者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层次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

至于说这个法典内在的结构甚至其立法的基本宗旨，它们在中国的可适用性，它跟中国既有的法律规则、体系之间的关系，它塑造秩序的机制等等所有这些重要问题，都被认为是不需要进行思考的。这是一种现代价值的焦虑。带着这样的一些知识储备，过去四五年我开始进入中国古典文本，主要是五经，以及中国历史。下面有请姚中秋老师开始今天的主题发言。

我觉得这种困境在您这儿也有，以您的大部头著作《华夏治理秩序史》为例，如果略去您引用的经疏部分，我是看不出那是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人写的书的，完全是普适性的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性表达。但是在考虑的过程中，这种职业的直觉和一种职业性的诉求都不是足够的，我们要论证西方和中国要文化并进，或者中国的文化可以大于西方，还是西方高于中国，只是把过去的文化放进去，这还需要很多很多的仔细的工作，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清末的时代可以挑选，当时也没有什么挑选，我们现在更没有，我们已经被套上了路径依赖。

如果我们用法律来描述中国古代的规则，就必须把那几部分都包括进来，而且以礼为主体。因此，反对历史主义是思考中国法理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预备性工作。意思是强调修之以德任人唯贤，顺应自然规律那么万事可成，做人方面要强调德的效应。我刚才讲的三个方面的焦虑，价值的焦虑、秩序的焦虑、文明的焦虑，有一个例子大概把这三个方面都能体现出来，过去我们30年中存在的所谓的良性违法现象，不仅仅是违反一般的法律，也违反宪法，宪法不断地被良性地违反，或者说系统的大规模的违反，而且是最权威的政治主体在大规模地严重违反宪法。

当然，这跟法律的移植其实是相互匹配的：法理学来自于我们移植法律的那些国家。翟志勇：陈煜也讲了，对于皋陶来讲，具体的规则也是有功利主义的目的，今天法律人一讲到规则的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功利主义来理解，但是跟您要表达的意义有点差别。中国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所面临的这种尴尬局面与我相对熟悉一点的政治思想史学科有非常类似的处境。当然效果有两方面，好的方面是贴近百姓生活日用，坏的方面缺乏神圣的宗教色彩。

我对法理学的期望就是，进入中国文明的脉络中，理解中国人的规则观念、法律观念和秩序观念，以此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重建中国的法理学。姚中秋：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与大家交流最近几年以业余身份研究中国法律史、法理学或者是法哲学的一点心得，作为北航新法理学沙龙的第一个主讲人也很荣幸。

由此，中国在思想和政治领域中发生的所有的变化都是抛弃古代，全盘重建现代。在此，很感谢姚老师带给我们的思想冲击。

而我觉得这种通过牺牲文化来保全政治跟国族的存在意义上的连续性也是一种理性化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能苛求国共两党的激进派以及改革派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结构的批评与改造，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作为非西方文明需要一个强制性秩序变迁的过程。这样一种古典加现代的文本形态，体现我的一个意图，我要证明，古典的语言和现代的语言之间没有隔阂，古典的观念跟现代的观念之间没有隔阂。第二个感受是中秋老师谈到的站在中国的大地上，这是尼采谈到的，当然尼采是站在是欧洲的大地上。陈煜：感谢姚老师的精彩发言，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一个词是尖锐，一个词是温情，尖锐针对的是法学学科，或者说法理学学科，温情是针对中国文明。这样的历史叙事，把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完全切断了：那样一个没有生活意义的知识当然会在生活的世界中被边缘化。我自己觉得姚老师认为西方的这些移植把我们的文化都打碎了，因为这几年我在教宪法学，跟我的本科生讨论宪法的问题，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死刑问题、堕胎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把西方的这种东西，人人平等，把少数人的尊严，个人尊严也像宪政当中强调的那样，限制国家权力等等，要跟我们的本科生讨论都是很困难的，他们会在深度讨论的时候告诉你他们是另外一种人权的孩子，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并不觉得我们是被西方操纵的，但是肯定是很多西方的制度蔓透进来。

所以总体而言，能否将儒家宪政主义完满解释进您的普通法宪政主义的普适框架之中？儒家宪政主义是否充分代表了中国古代宪制的完备传统？这些都还是您不能轻易跳脱或论断的大命题，也是所谓的接引中国性的新法理学无法回避的结构性问题。为什么神圣？因为，它被认为是现代的。

中国要现代化，外部的若干国家已经借助现代法律实现了现代化。《皋陶谟》讲什么理念呢？简单来讲有五大观念，第一大观念是人的观念，《皋陶谟》里面直接将人跟天结合起来，表明人要根据天的意图重视民意，表达了很强的理性主义色彩，这也是儒家很基本的定位。

所以，我们回到中国文明中去构建中国的法理学、法律秩序，绝不是说构造一个跟西方完全不同的法理学或法律秩序。我相信，皋陶在4000多年前进行的思考，他所使用的那些概念，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当下构造学理或者构造法律秩序的出发点。

现在我们总算回过味来，慢慢地特别是在文化和社会领域重建和重新发现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重建一些原本属于中国人的，契合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理念、制度。刘毅：很高兴来参加第一期的新法理学论坛，能够在一起来讨论一下姚老师的新作（也是大作）的有开辟性的思想和理论。我试图唤醒这些古典心概念，让它能够用于构建我们当下的政治哲学或者法理学。当然，你会提出一个问题，假如两者一样，何必绕道？我以为，这个绕道非常重要，为什么？我用现代话语解释古典文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把古典文本带入到我们当下的思想和立法现场中，也就是说，唤醒这些古老的概念。

也就是说当你去否定你因为它在实际生活中的效率没有发挥作用没有发挥功能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会尽可能地思考他们的注、疏是什么意思。

但是有些结论，或者说我发现这里面可能存在的一些姚老师的观点本身存在的一些矛盾或者说逻辑上的问题，或者说在我个人看来有跟现状或者事实不太符合的地方。这肯定会引起很多争议，人家马上会说，你要自我封闭，要拒绝开放。

到移植苏联模式时，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说什么最为重要，我听了很受启发。

第一个就是关于法律移植，我们是不是把现在所有的问题，百年来，几十年来的问题都归结到法律移植上？是不是当代中国包括几十年来，打一个比方说，我说简单一点，比如说文革当中的很多问题，包括毛时代，你刚才讲到毛的法律——其实毛的时代没法律了，他的口号是无法无天，这也是事实，法学院都没有——毛的这种做法或者他的思想是移植西方的产物还是说他凭空的天马行空，还是说跟我们（中国文化自身）的某些方面有着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我总觉得毛可能从来没看过西方法理学方面的东西，他也从来没学过法律方面的东西。我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过去100年通过移植进行得这么一个法律现代化过程，对于中国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对中国文明发挥的作用究竟是帮助生长还是摧毁、毁灭？我想，一直以来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每一次的争论都是无果而终，而法律移植的列车碾碎了一切，往前狂奔。这个时候如果你完全拒绝学习西方，拒绝适度学习之后配合它、参与它这样一个新秩序的话，你就有可能被整合、消灭，或者说亡国灭种都有可能。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现代化蓝图各不相同：有的人认为日本、德国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有的人认为苏联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有的人认为美国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

第二点，我觉得在你的整个对法理学的批评里面隐含了对这样一个移植法理学的背景的批评，这种背景就是革命与现代性。这个历史主义观念在过去100年的中国的学术界其实扮演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它把中国特殊化了，因为，它的基本的立场就是，古代已经过去了，跟我们已经就没有切身的关系了。

这些词汇涉及国民的法律秩序想象，而法学，尤其是法理学，从根本上说要面向人们的法律秩序想象，包括对法律的想象，人们相信，什么的规则算得上法律？什么样的法律才是正当的？什么东西才能让这个法律是正当的？因而是受人尊重的，人们愿意服从它？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探究国民的秩序想象。清末立法也一样，当时的立法者就认定，中国人固有的生活是落后的、愚昧的，不适于现代的工商业文明，所以需要用一个新的法律去塑造新生活。

我还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法理学已有100年的历史，而迄今为止，并没有产生一本令人尊敬的法理学著述，没有提供一个稳定的范式，解释中国的法律的性质是什么，它如何运转，什么样的性质的规则是法律规则，法律的约束力究竟来自什么地方，法律是如何被构建，如何维系秩序的，人们何以尊重法律，为什么人们要尊重法律，以及如何让人们尊重法律，等等。民众变成法律统治的对象，纯粹的对象。